生态环境部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赵群英指出，重点区域空气质量监督帮扶工作中，通过充分运用卫星遥感、污染源自动监控、企业用电用能等情况，结合排污许可、信访举报等管理信息，监督帮扶信息化支撑平台的专家团队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发现问题企业。今年以来，累计识别推送问题企业3800家，经过地方的检查核实，发现80%存在问题。

      笔者认为，在重点区域空气质量监督帮扶中，问题企业发现率如此之高，关键在于抓住了大数据融合比对这个核心环节。线上研判发现的数据异常情况或者逻辑性错误，对线下迅速查实查准突出环境问题，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地生态环境部门相继建成了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企业智能用电监控系统、机动车排气监管系统等。然而，个别不法企业仍想方设法逃避监管，违法手段信息化、隐蔽化特征日益明显。

      对此，笔者认为，要善于从生态环境部门这些内部信息平台中挖掘问题线索，甚至综合其他部门监管信息、企业内部管理信息等多元化基础数据，研究挖掘更多常规手段难以查到的问题线索，实施精准打击。这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解决生态环境执法队伍人少事多矛盾的有效手段，更是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对违法企业利剑高悬的形势所需。

      当前，生态环境部门内部各信息管理系统中，监测监管数据在服务器“睡大觉”现象仍然较多，对数据分析研判尚不够及时与深入。这些数据其实就是一座座金矿，只要耐心细致地分析研判，就能精准捕获问题线索。

      比如，依托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某地查处企业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制度案。执法人员在该管理系统上巡查时发现，某公司当日无危险废物转移申报，但视频监控中该公司有危险废物运输出厂的情况，进一步调查核实，该公司竟有48车次危险废物未开具转移联单，实施非法转移。

      又如，借助机动车排气监管系统，某地查处制售、使用机动车作弊设备犯罪案件。执法人员通过监管系统发现某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测数据异常：老旧车辆尾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比新车还要低，而且尾气排放曲线陡降，完全不符合尾气排放逻辑。对此，执法人员继续深究细挖，最终会同公安部门，揪出了一个制售、使用机动车排放作弊设备的特大犯罪团伙。

      笔者在工作中发现，除了生态环境系统内部数据比对，综合其他方面的多元化数据信息，集中把脉会诊，也能够更加及时简捷、精准可靠地获得线索。特别是与税务部门的数据进行融合比对，就曾查处多起废活性炭、废切削液等危废非法转移处置案件。比如，从税务部门获取企业用于吸附挥发性有机物的活性炭购买量，对比企业废活性炭作为危险废弃物的处置量，如果低于购买量，企业显然已涉嫌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弃物。对比人社部门的社保信息，发现某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缴纳社保的员工数量，远远不能完成所承接的环境监测工作量。经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公司出具虚假报告290余份，非法所得超过20万元，最终多名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当前，各地利用大数据挖掘问题线索的意识正在逐步增强，不少地方也从中尝到了甜头。但总体上说，对大数据应用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高，大数据解析路径还不够多、综合研究还不够深。用活大数据，让大数据成为查处环境问题的“哨兵”，及时发现突出问题、隐藏问题的相关线索，将极大提高执法效能。对此，笔者有两方面建议。

      一方面，要形成一套数据共享机制。数据没有共享与融合，就谈不上比对分析。各个数据监管平台，分散在生态环境系统内外的各相关部门单位，有的问题线索仅从一个监管平台的一条数据曲线中就能发现，但更多的时候，需要将多个平台的数据进行汇总、交叉比对分析，才能发现其中的反常与端倪。因此，不仅生态环境系统内部的相关部门单位要加强沟通，还要与税务、交通、水务、应急、公安、人社等部门加强协调，机制化实现各类数据信息及时甚至实时的交换共享。

      另一方面，要建立一支数据研判团队。让数据成为会说话的生态环境问题监督员，需要多方技术和业务力量参与的数据研判团队作为基础支撑。笔者建议，应针对地区产业特点和污染行业特征，优选吸纳一批了解生产工艺、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等方面的执法能手加入数据研判团队。在建立数据模型、筛选分类数据的过程中，应有专业化信息工程人员加入进来。一旦遇到复杂情况，还需要研究型专家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进一步提升数据研判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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